日期:2023-11-22来源:历史趣闻人气: 我来评论
清朝的“剃发令”以及因它而起的几次江南大屠杀事件,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声讨。那么如果没有“剃发令”,清军对江南地区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士绅阶层的大屠杀,难道就不会发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依旧还是会,为何?因为这和清廷的组织结构,以及辽东和江南两大核心地区汉人的特质有关。
这又怎么说呢?我们慢慢看来。
一、
当年的辽东地区,经过明初的大力开垦,早已经从蛮荒之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种植,实现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了。在此过程中,明代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了辽东,与关外的女真人等少数民族混居。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粮食产量并非象如今这么高产,这就注定了辽东地区的汉人不可能只依靠农业过活。于是当时的辽东地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女真人不断地学习汉人种地,汉人则学起了骑射狩猎以补贴家用。
面对这种胡汉混合的状况,出身关内的明朝官员首先就对辽东汉人心存疑虑。比如辽东经略熊廷弼就指出辽东汉人“浸染胡俗,气息相类”,宁可从关内的华北地区乃至南方的湖南、四川等地招募新兵,也绝不大量使用辽人。如果不是他们还有擅长骑射这个特长的话,熊廷弼怕是都能将军中的辽东人全给裁撤了。
虽说熊廷弼有点“地域黑”的意思,但当时关外汉人和关内汉人不和早已不是秘密,辽东本地的军人和关内派来的援军配合极差,“友军有难而不援救”的现象时常在辽东战场上演。
而后金方面,归降他们的汉人官兵则被积极接纳,比如大凌河战役后,投降的汉军将士就大量被安排与满洲女子结婚。再加上皇太极对包括汉军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毫不吝啬,远比克扣成风的明军要公正得多。这就造成了明末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一将领,在投降清军后,与他在明军时的表现,往往判若两人。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金和后来的清政权在辽东人的心里要比明朝靠谱得多,也更得人心。同时,由于女真人不擅长管理,辽东地区的汉人就大量被征召和明朝投降的官吏一起,为后金政权管理辽东。比如后来赫赫有名的范文程就是其中典型。
这些人自认为问心无愧,因为在明朝他们就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们的一切都是满人给的。
二、
看完辽东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明朝时期的江南问题。
明朝时期的江南,无疑是纳税大户,但明政府对财政的管理却十分不擅长。强大的中央集权迫使全国的财富都往北方流动,这无疑让负担着全国纳税额大半的江南人士十分不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明朝万历年间还产生了一项东西,那便是“火耗”。其原本是指碎银融化重铸为上缴的银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后来泛指运输过程中的一切损耗,包括征收人员的开销、米粮和款项的包装运输费用等等。
而“火耗”这玩意又是由地方政府规定的,同时明朝给官员的工资又非常低,以至于低级官员靠着薪水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而且给的休息时间还少,一个月才三天假。这种严苛的待遇变相地逼迫官员们联合起来贪污,于是乎,借“火耗”名目进行的搜刮就成了明代地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另一负担。
虽说地方贪腐问题一直都是明末有识之士的一个心头病,但偏偏明朝文官基本上都是从科举出身,使得自古擅长科举的江南是士绅子弟在官员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一旦朝廷胡乱开刀,将会引起江南籍贯的官员集体罢工,整个国家机器怕是会立马停止运转。
三、
随着清军入关,拿下了包括江南在内的大片明朝故土之后,这个情况也困扰着清朝。
因为随着清朝入主中原,他们将不在是关外蛮夷,而是要成为将要治理天下的王朝,以前那种劫掠的手段定然是不能再用了,于是乎,赋税也就成了清朝继续生存的头等大事。而此时的北方早已被清军、明朝的乱军、各路的叛军荼毒已久,很难再产生大量赋税,所以江南地区的财富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既然江南的财富如此重要,而江南籍贯的士绅又多在明朝拥有盘根错节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明朝收不上来税收,那么对清朝来说,就简单多了:把你们都杀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剃发令全国都有,在关外早就已经实施了,唯独在江南这么有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屠杀。清朝在大肆屠杀了这批腐败且又极力维护明朝旧制的江南士绅官员,抄没他们的家产用以填补军费之后,系统内的辽东人便开始走马上任去填补他们的空缺了。
对于早已进入清朝体系的辽东武人如佟氏家族来说,杀江南士绅根本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对于范文程这样的辽东文人来说,几百年来江南人一直在官场压着他们,这次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了。就算是李成栋这样出身农民军后被明朝招安,再投降清朝的将领来说,江南士绅一直高高在上骑在自己头顶,杀他们同样毫无负担。
所以,对于清朝来说,抵抗“剃发令”与否根本就是次要的。
一群掌握着财富,又忠于前朝,偏偏还没有足够武力去保护财富与官位的人,不杀简直没有可能。而辽东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融合早已经算是自己人了,至少要比南方人亲近得多,官位正好可以留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