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

苏轼为何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随着历史资料小编1起往下看。

又是1段守丧的蛰居生活，这1守就守了两年零3个月。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满的苏氏兄弟再次返回京城，出发前，苏轼续弦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过门。

神宗熙宁2年(1069年)，苏轼和苏辙两家人到达汴京，可这时候的京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等待他们的，是1场与北宋国运休戚相干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王安石变法不但是苏轼政治仕途的转捩点，也是其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王安石变法源于北宋政治上积弊所产生的焦虑，但这类焦虑在范仲淹、欧阳修从政之时就已存在。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庆历新政」已然开启了北宋政治改革的端绪。当时，朝政上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为主导，意在弥补朝廷财政上的亏空，和面对北方诸民族侵扰的压力。

王安石变法，大意举其两端：其1，理财主张，意在从经济上除去积贫之弊;其2，强兵主张，意在参军事上除去积弱之弊。简而言之，王安石想通过改革，使北宋在国力上实现民富国强。在宋神宗继位之时，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臣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已解聘退居地方，而王安石、司马光等1批政坛健将成为神宗当政所倚重的对象。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輸林学士的身份被神宗召见，王安石畅论国是，主张变法，其言论深得神宗之心。次年(1069年)，神宗命王安石为其辅臣，参知政事，并设立变法机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树欲静而风不止，被卷入政治漩涡的苏轼，命运也由此改变。在变法之初，苏轼依然拿出了自己的意见。

王安石将科举进行了改革，考试内容由诗斌、明经改成经义、策论。这1科举改革，引来了苏轼的反对。为此，苏轼特地作了1篇《议学校贡举状》。文中苏轼认为，科举考诗赋远优于考策论和经义。虽然，宋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大加赞美，但科举改革并没有因苏轼的举状而改变。

变法时期，是1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学士，不只是苏轼1人。当时朝政里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强的权势，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

而王安石在变法中大肆提拔那些支持变法的人物，则被斌予「新党」之名。在新、旧党争中，苏轼虽与司马光等人共同反对变法，但对变法的意见，则有其独立的见解。为此，苏轼写下了在变法争辩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应在3个方面：其1，结人心;其2，厚风俗;其3，存纪纲。

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举「商鞅变法」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聚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

明显，在苏轼看来，变法满遭议，不得人心;在朝政上，也不是国是共举之事。在对「厚风俗」的论述中，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在苏轼看来，国家贫弱的改良，必须以风俗为基础。若是社会风俗骄奢，则即便去其贫弱也是无益。而在对「存纪纲」的论述中，苏轼则打了1个很形象的比方，谓曰：「但是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在苏轼看来，国家治理不但是去其贫弱，还在于纲举目张，防患于未然。不能由于1时没有奸鼠，就失去了养猫狗以预防其患的意义。苏轼所言，实际上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变法中所出现的不良影响，和对变法未来走向的耽忧。

在神宗大举新政变法之际，苏轼洋洋洒洒，上书近万言，勇于纳速变法之流弊，可见其士人风骨，更可见苏轼对现实的敏锐视察。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太过于激进，所以他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在治理上，太急必定欲速则不达;在进言中，太广则必定失之主次，以致混乱无序;在用人上，太锐则必定会带来矛盾。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可谓诚意直言，但并没有感动神宗，神宗丝毫没有改辙变法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