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

“德国人骑着两辆摩托车开近了。他们先自己尽性地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又放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闭，但我还是没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虏所吃的苦全讲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那种不是人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朋友们，同志们，——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我被他们赶来赶去，哪儿没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妈的哪儿没有到过。那边的风景可以说到处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们这儿就是畜生也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铁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说步枪柄和别的木器了。

“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干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急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怕也不够给我们所有的人用吧……

“给我们吃的东西到处相同：一百五十公分面包代用品，还和着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也用不着我多说，你只要想一想：战前我的体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所谓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这付骨头都要扛不动了。活儿不断派下来，不让你说半个不字，而且那么繁重，就是运货的马也吃不消的。

“九月头上，我们一百四十二名苏联战俘从库斯特林城郊的营里，被转移到离德累斯顿不远的Б－14号营里。当时在这个营里，我们的人将近有两千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下、敲开、弄碎德国的石头。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注意，当时大家就是不干这活，也只剩下一口气了。结果是：我们这一百四十二个人，过了两个月就只剩下五十七个了。老兄，你说怎么样?惨不惨?当时我们简直来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营里又散布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亚猛进。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你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请求，情愿埋在这人地生疏的德国土地里。而看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唱歌，寻欢作乐。

“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筒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嗦，好象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密告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铝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第一区举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这样轮流下去。这是个做事很认真的孬种，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这蠢货可无法了解：原来在他动手打人以前，为了使自己发火，总要在队形前面骂上十分钟。他不分青红皂白，娘天娘地地乱骂，我们听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听到了自己的本乡话，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要是他知道，这样骂法只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一定不会用俄国话骂，而光用他们的德国话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可对他大为生气，他说：‘当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并且想喝啤酒，简直想得头都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