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姜子牙的野史 - 姜子牙为什么要杀光隐士？

时间 : 2017-08-21 12:31:11 如有异议请联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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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吕尚，姜姓，（约前1156年或前1128年9月29日—约前1016年12月6日）吕氏，名尚，一说名望，字尚父，一说字子牙，也称“姜太公”、“姜子牙”、“太公望”、“吕望”、“尚父”、“师尚父”。

图为封神英雄榜 姜尚 (姜子牙) 剧照

唐初的武庙，因吕尚善于用兵，而主祀之为战神或兵主，不过后来多改奉汉寿亭侯关羽。

隐士

隐士，是道家哲学术语。指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士人。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士。

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他们跟庄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隐修专注研究学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许由、巢父、列子、庄子、鬼谷子、张良、黄石公、邓禹、诸葛亮、刘伯温、水镜先生、徐茂公、苗训、陈抟、河上丈人、陶渊明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的隐士，这是因为战乱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姜子牙为什么要杀光隐士

历代君王对待隐士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以汉光武帝刘秀作为代表。刘秀和严子陵关系不错，早年曾经是同学，严子陵的成绩让刘秀仰慕。等到刘秀当了皇帝，建立了东汉之后，就派人四处寻找严子陵，希望严子陵能够出来帮助自己打理天下。可是严子陵不想当官，或者不想在以前不如自己的同学手下当官，于是躲起来不见。后来刘秀发狠，下令严子陵再不出来相见就要抓起严子陵的朋友亲人，严子陵才勉强出来见面。见面了，刘秀主动和严子陵聊天，并且和当年同窗的时候一样，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大炕上，以示对严子陵的恩宠。可是呢，严子陵一点不买账，晚上睡觉竟然把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搞的刘秀一个晚上没睡好。严子陵拒绝了刘秀的邀请，表示自己向往自由，不愿意在朝为官。刘秀很失望，可还是以很高的礼节对待严子陵。后人也对严子陵和光武帝刘秀这段故事深深敬仰。光武帝的仁德和大度堪称是千古仁君的榜样。

像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多多少少都能够追随汉光武帝刘秀，对隐士有几分尊重，有几分敬意。当然，他们也或多或少赢得了一些回报。而另一种则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代表。对待那些归隐之士，朱元璋有一个态度，叫做“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确实，在纷乱时代，不能成为自己的部下，就很可能成为其他诸侯的部下，成为自己最强劲的对手。对自己的对手仁慈，就无意是对自己的残忍。于是朱元璋杀掉了一些隐士，甚至杀掉了一些功臣。

看看姜子牙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当时，周公姬旦在鲁国，听说姜子牙杀掉隐士的消息急忙赶到齐国，希望劝说姜子牙。可是姜子牙一番说辞，让姬旦也无言以对。姜子牙说：“我们作为国君的，以什么来统治百姓呢？无非是以爵位、俸禄、刑律、处罚四种。可是那两个隐士，却公开宣称不向天子称臣，不向诸侯交友，自己耕田才吃饭，刺激挖井才喝水，对别人，对国君没有任何的需求。他们说自己不需要君王给的名声，不需要君王的俸禄，宁愿不当官而干体力活。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用爵位和俸禄去鼓励他们，更不能用刑律和处罚去惩罚他们。即使他们再贤能，也不会被我所任用；不被我所任用，那我的百姓就感受不到他们的贤能。反而，这种人一旦多了，国君还去管理谁，惩罚谁呢？”

姜子牙又说：“现在天下有种风气很不好，一些隐士，不穿军装建立军功，却被大家尊重；不为百姓出力，却享有大名。这样可不是教育民众的好方法啊。就仿佛是一匹千里马，好是很好，可是如果无论车夫怎么驱赶，就是不走，那么这匹千里马和一匹劣马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这样的所谓隐士，我有什么理由不杀掉呢！”

点评：姜子牙杀掉隐士狂介、华士无非是和朱元璋的理论一脉相通，甚至可以说是朱元璋理论的源头。姜子牙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放任他们，就会让他们作榜样，使得整个国家的人都学他们，那么，谁还会认我是一国之君呢？

隐士含义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变人品，是个普遍原理，要彻底摆脱或彻底超越，是极其困难的，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隐士”的量级也就越高，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响的，能隐的，有几个？都有谁？举出几个令我服气的例子谈一谈？屈原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算朝中大隐麽？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则断案，算朝中大隐麽？谁肯把他们当成“大隐”？

隐士的本意是什么？核心内涵就是指宁肯隐居也不做官的人，怎么在朝为官，反而成了“大隐”了呢？以隐士本意而论，隐于野可也，隐于市可也，隐于朝，则实属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渊明在朝为官时，无论如何坚持原则办公，都不足以称其为“隐士”，只有“归园田居”之后，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为乐的时候，才可称其为隐士。事实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中国历代隐士，都是一些“小隐”，真正的“大隐”，是隐到连姓名都不曾留给世人的，根本就不屑于让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

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

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这才叫做“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

中国道家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

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隐逸文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的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

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

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

这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与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更加轻灵飘逸，文笔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那首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