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与古代政治：“七国之乱”与“范晔之死”

时间 : 2017-07-27 22:13:41 如有异议请联系管理!

赌博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它兼有娱乐和财物输赢的功能，因此，它既可能协调也可能恶化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特别重要，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由赌博而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改变，并由这种变化而演成了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悲喜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时期个人、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西汉初年爆发的几乎颠覆中央王朝的“七国之乱”就与赌博有直接的关系。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到京城觐见，入宫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刘启六博，二人因行棋发生争执，互不相让，争吵起来，刘启盛怒之下，提起博局（棋盘）一下子就把吴太子打死。这场悲剧引起了吴王刘濞深深的怨恨。汉景帝刘启登基后的第三年（前154），已经拥有五十三城二十余万军队的刘濞联合其他六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一时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汉景帝派大将周亚夫率大军经艰苦奋战，历时三月才将战乱平定。  

早在春秋时期也曾因赌博发生过类似事件。公元前六八二年，宋国国君湣公与大臣南宫万六博，因行棋发生争执，宋湣公发怒，辱骂南宫万是鲁国的俘虏（南宫万曾被鲁国俘虏过）。南宫万力大过人，但气量狭窄，闻言后怒火中烧，将博局抡起狠狠地砸过去，宋湣公当场一命呜呼。南宫万一不做二不休，趁势杀了太宰华督等主要朝臣，另立公子游为国君。其余公子纷纷亡命外国，国中大乱。后来，诸公子联合起来，反攻京城，杀死公子游，另立国君，南宫万逃到陈国后也落了个被剁为肉泥的下场（《史记·宋微子世家》）。  

以赌博来笼络人心并进而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这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唐朝的建立就与赌博有间接关系。隋朝末年，炀帝荒淫无道，农民起义蜂起，天下大乱，唐国公李渊拥重兵留守太原，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坐观时变。但李渊性格多疑，优柔寡断。他的次子李世民雄才大略，胆识过人，他眼见隋朝气数已尽，而李渊的势力在众多割据者中最为强大，因此有推翻隋朝取而代之的大计。但他深知其父的性格，最初不敢向李渊表明。当时任晋阳宫副监的裴寂在太原权大位重，且与李渊关系十分密切，又十分好赌，常与李渊喝酒赌博至通宵达旦。李世民投其所好，将自己的数百万钱交与龙山县令高斌廉，让高斌廉去与裴寂赌，装作不胜。裴寂赢了这巨额的钱，大喜，逐渐与高斌廉并进而与李世民关系日益亲密。李世民这才将自己的计划详告裴寂，裴寂又去多方劝说李渊，促使李渊下了起兵取代隋朝的决心。起兵后，裴寂还倾其所管，将巨额的米、布、铠甲与李渊作军用。李渊建立唐朝后，论功行赏，裴寂为首，官封尚书右仆射（宰相）。李渊还十分感激地说：“我今天能如此，都应归功于裴寂。”（《新唐书·裴寂传》）  

与上述故事相类而结果相反的，是南朝的“范晔谋反案”。宋文帝时，彭城王刘义康受猜疑被贬为庶人，曾经受过刘义康恩惠的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暗中邀结朝中大臣，以图蓄积力量为发动政变拥立刘义康作准备。他打听到著名文史学家、太子詹事范晔对宋文帝有不满情绪，打算去拉拢。但范晔一贯瞧不起孔熙先的为人，故无从着手。孔熙先认识范晔的外甥谢综，而谢综与范晔相知甚重，于是，孔熙先极力巴结谢综，将自己父亲在任职时贪污的大量财物拿来与谢综及其兄弟们赌博，并故意输给他们。谢综等人十分高兴，又逐渐介绍孔熙先与范晔赌博，孔熙先故伎重演，又将大量钱物输与范晔。这样，范晔既贪图孔熙先的财物，也喜欢孔的文才，加之孔的尽心逢迎巴结，于是二人成为莫逆之交。接着，孔熙先先是以微言试探，然后即极力劝说并进而激将范晔，邀范参与拥立刘义康之事。在孔熙先的游说下，范晔终于决定参与政变。但不幸事情败露，范晔以及所有有牵连者全部被下狱处死。如果当初范晔不因好赌，大概不会遭此杀身之祸。可见赌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非同小可的。（《宋书·范晔传》）  

在金灭辽的过程中，也有一段与赌博有关的插曲。辽道宗末年，政治日渐腐败，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当时女真族还在辽的统治之下，一次，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完颜盈歌的孙子完颜阿骨打到辽京城朝觐并贡献方物，事后入宫与辽贵人双陆赌博，辽贵人掷骰子后所出现的彩不好，不能行棋，但辽贵人仗势欺人，执意要行棋。完颜阿骨打本来对辽的压迫和剥削就十分不满，这时愤怒一并发作，拔出随身佩刀就向贵人刺去。阿骨打的随从悟空急忙阻止，按住佩刀，这才免除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但阿骨打经此事后更加仇恨辽王朝。后来，他继任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后建立金朝，很快就将辽国消灭，报了宿仇。（《松漠纪闻》）  

在中国封建政治道德准则中，“君为臣纲”是最高原则，臣下必须忠于国君，而国君亦须使用各种办法来团结、拉拢臣下。赌博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早在十六国时期，后凉皇帝吕光就将龟兹国贡献的各种宝货、奇珍、汗血马等方物作为赌注，在金銮宝殿上召集全体文武大臣聚赌，胜者取之，以示与臣同乐，收买人心。南朝宋文帝也曾经在长江之滨的临江宫大会群臣，赐与金钱，让大家聚赌取乐。宋明帝刘彧，在消灭了晋安王刘子勋等诸王联合叛乱后，十分高兴，为慰劳和感谢平叛的有功将领，于建康（今南京）新亭楼大会诸将，樗蒲官赌。北周的实际建立者宇文泰曾与群臣宴集，将数千匹绫绢和梁朝贡献的玛盌钟等作赌注，令诸臣樗蒲，言定：“能将樗蒲投子掷成卢（即五子皆黑）者即与之。”东西赌完后，宇文泰还不尽兴，又将自己身上所佩金带解下作为赌注，继续作乐。（《南史》、《北史》）  

在这种融洽君臣关系的聚赌中，臣下也趁机向皇帝表示忠心，而且效果也超过寻常。王思政是西魏重臣，在协助宇文泰创立大业的过程中虽有功劳，但因不是宇文泰旧部，宇文泰未将他视为心腹，他常常因此不安。在宇文泰所举行的一次聚赌大会上，凡能先掷樗蒲投子成卢者将获得宇文泰所佩金带，但在座诸位掷后都未成卢，轮到王思政掷，他正色跪地发誓：“我决心尽心效力，以报宰相（当时宇文泰未称帝，但实与皇帝不异）知遇之恩。现在如果神灵有知，暗中保佑使我掷投成卢，如不成卢，我愿杀身以明心迹。”辞气慷慨，一座皆惊。王思政一边拔出佩刀，横放于膝上，以示决死之心，一边抓过樗蒲投子掷于地上，还未等到宇文泰制止他，投子已成卢。从此以后，宇文泰将王思政作为知己忠臣，委以重任，王思政亦安心尽忠，后来成为开国元勋。（《北史·王思政传》）  

五代时南唐大将刘信亦有上述之举。刘信率军攻南康（今江西赣州），久不下。南唐义祖徐温怀疑刘信心存二心，有意拖延战争，便命人杖打刘信派来报信的人，并责骂道：“告诉刘信，要反就反，不要犹豫不决！”刘信闻言后十分害怕，指挥军队全力急攻，第二天早晨就将城攻下。为庆祝胜利，徐温设酒宴招待各有功之臣，并以掷骰子赌博为戏。刘信借酒酣之机，向徐温表忠心，他将六只骰子捧起说：“我决不会背叛主公，如若不信，请看掷出的骰子将会全部红色（骰子四点为红色，全红即全部为四点，亦表示人的赤胆忠心）；如果我有二心，这些骰子掷出后将会是色彩点数杂乱的。”然后，将骰子投之于盆，六子皆赤。徐温大喜，连连称赞刘信的精诚忠心，前嫌尽消。（《南唐近事》）  

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中，也有赌博的身影飘荡。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青苗法”，即在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贷款，秋后农民将本息归还政府。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既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免受地主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有利生产，又可使政府增加收入。但有的地方官府为了搜刮民财，在发放青苗钱的同时于官府附近设立关扑场会，农民借到青苗钱后被哄劝到那里去赌博，因此常常有人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白白背上了一身债务。这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反对变法的人找到了口实。加之变法本身就触及到地主商人以及达官贵人的利益，这些人以种种方式来反对变法，甚至也以赌博来表示反对。一次，宋神宗与两个亲王在宫中打球，以所佩玉带为赌注，益端献王赵盩说：“假如我胜了，我不要你的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市易法。”神宗很不高兴，没有同意。以赌博反对变法，真可谓挖空心思。（《东坡集·续集》、《太平治绩统类》）  

在封建社会中，一般臣民如要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不外文武二途，或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或效命疆场、建功立业。政府亦以此来选拔官吏，统治百姓。然而，往往有那么一些投机钻营之人，以微技小巧投帝王之所好，竟也能从旁门左道跻身宦海，仕途通达，甚至执掌国柄。赌博就是这些微技小巧之一。  

唐玄宗时期权势熏天的杨国忠，就完全是靠赌博起家的。杨国忠是杨贵妃的远房兄弟，从小嗜赌如命，常常借钱不还，是一个典型的市井无赖，亲戚们包括杨贵妃都看不起他，不愿与之交往。他的叔父在成都去世，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去吊丧，但到成都后一头栽进赌场，只一天就将钱财输光，只好到处流浪。后来，流浪到京师长安，正好当时玄宗荒于政事，喜爱樗蒲赌博。在京的杨姓亲戚们见有机可乘，便四处宣扬杨国忠善樗蒲。玄宗知道后下令召见，任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专门为玄宗负责管理赌账。他计算准确，分铢不误，玄宗高兴地称赞他“度支郎（专管财政的官员）才也”。从此以后官运亨通，官至宰相，掌握了朝中政权和财权。结党营私，货赂公行。终于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借口发动了叛乱，盛唐气象从此不复存在。（《新唐书·杨国忠传》）  

唐玄宗不仅喜樗蒲，更酷爱斗鸡。贾昌这位十三岁的儿童即因善驯善斗鸡而被任命为皇家鸡坊的五百小儿长，衣锦冠翠，威风凛凛，俸禄丰厚，恩宠日盛。这使得京师长安各色人等异常眼红，纷纷仿效之。正如当时民谣所云：“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东城老父传》）  

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以赌为官之人。汉宣帝幼时，常常与陈遂赌博，欠了陈遂许多赌债。宣帝即位后，即任命陈遂为太原太守，并下诏书说：“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抵以往欠陈遂的赌债也！”（《汉书·宣帝纪》）刘宋时期的羊玄保，善弈棋，宋文帝刘义隆召之对弈，以郡太守之职为赌注。结果，羊玄保胜，获得了宣城太守这一美差。（《宋书·羊玄保传》）  

陈遂和羊玄保是以赌胜获高官，而南朝的颜师伯手段更高明，他以赌输行贿赂而获皇帝恩宠，终于权倾朝野。宋孝武帝十分好赌，且十分贪婪，凡是州刺史郡太守罢任返京，都必须向他进奉财物，不仅如此，还强迫他们与他樗蒲赌博，直到将他们的钱财榨干方才住手（《南史·垣闳传》）。颜师伯为官贪鄙，家有千金。一次，孝武帝与颜师伯樗蒲赌博，他先掷五木，彩为雉（即四黑一白，是较高之彩），大喜，认为自己必胜。颜师伯后掷，彩为卢（即五子全黑，为最高之彩）。帝黯然失色，颜师伯马上将五木收起，说：“几乎成卢。”这天，颜师伯输给孝武帝百万钱。后来，颜师伯官升吏部尚书、右军将军，而且被特许专情独断，奏无不可，大权独揽。（《南史·颜师伯传》）  

由于赌博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因此赌博的思维方式、名词术语等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就近取譬，用赌博作例以进谏或游说，对政治进行影响。春秋时期，晋国国君灵公为政腐败，生活骄奢，国库空虚，为享乐而执意造九层之台，这需要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他明知全国朝野对此举不满，仍一意孤行，并扬言：“敢谏者斩！”大臣荀息听说，上书求见。晋灵公怒气冲冲，张弓持箭以见。荀息说：“臣不敢谏也。臣能将六博棋子十二枚逐个重叠起来，并在上面再叠九个鸡蛋。”灵公曰：“你为寡人作之。”荀息小心翼翼地将棋子和鸡蛋叠起，灵公则紧张得伏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连呼“危哉！危哉！”荀息曰：这不算危险，还有更甚于此者。你造九层之台三年不成，以致男不耕女不织，国用空虚，邻国马上就准备入侵，国家将亡，你还能奢望什么呢？灵公醒悟，说：“我的过错已至于此啊！”于是下令取消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说苑》）  

战国时期的著名说客、政治家蔡泽更是直接用赌博的道理来说服范雎。范雎是秦相，助秦昭王远交近攻，屡败韩赵之师，秦国日渐强大，范雎也由此功高位重，爵封应侯，权势显赫。后因用人不当被昭王猜疑，他内怀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蔡泽入秦，往见范雎。蔡泽先为之说天下大势，然后以历史上的商鞅、吴起、文种、范蠡等例子来启发范雎，劝他急流勇退，以保身家性命，并进而取赌博为譬以开启之：“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意思即赌博时要审时度势，有利时即大投其琼（骰子）乘胜挺进，不利时要退隐以留后路。范雎听后恍然大悟，将蔡泽推荐于昭王而自己乘机称病辞官，退隐山林，保其全身。（《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唐朝武则天临朝称制，欲将李氏天下改为武家社稷，准备立侄儿武三思为太子。她将此意在朝廷上问宰相，宰相们惧怕武则天，都不敢回答，只有狄仁杰反对，并建议将原中宗李显（当时贬为庐陵王）重立为太子。武则天怒，未采纳。一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进宫圆梦，她说：“我昨夜梦见与人双陆赌博，但一直不胜，何也？”狄仁杰针对武则天熟悉双陆的特点，乘机进谏说：“双陆不胜，是因为宫中无子也（双陆时己方宫中无双陆子则要输——编者注）！这是上天之意，借此以示陛下。太子是天下之本，怎么能久虚储位呢？”武则天感悟，立即遣使将李显迎回，立为太子。如果狄仁杰不是利用武则天好赌和迷信的心理因势利导，很难改变立储之事，而天下归武姓就很可能成为事实。（《新唐书·狄仁杰传》）  

在政治斗争中，人们往往利用赌博来攻击自己的政敌。成语“孤注一掷”就反映了这种事情。北宋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南侵，兵围瀛州（今河北河间），军情紧急，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逃跑，迁都金陵（今南京）。时任宰相的寇准极力反对，力主真宗亲征。真宗至前线澶州（今河南濮阳），尽以军事委寇准。寇准率军打了大胜仗，但真宗一心妥协，遂订“澶渊之盟”。后来，王钦若深嫉寇准。一次，王钦若对真宗进谗言，针对寇准要真宗亲征之事，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所有出之，调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糊涂的真宗竟然听信此言，从此逐渐疏远寇准，降其官职。  

与王钦若相反，正直的寇准却以赌博来保护政敌。丁谓原是寇准提拔起来的，但他任宰相后，处处排挤打击寇准。寇准被贬到雷州后不久，丁谓也因事被贬官至崖州。当丁谓路过雷州求见寇准，寇准不见，但派人送去一只蒸羊。寇准的家僮听说丁谓到此，准备杀丁谓以报仇。寇准闻知，关上家门，让家僮们在家纵情赌博，不准外出。待丁谓走远，才放家僮出门。（《宋史·寇准传》）  

总之，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赌博盛行的时期，赌博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从本质上讲，封建政治本身就是赌博，官场就是赌场。这从前述各节内容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