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福建历史介绍：宋元时期福建的大发展

宋政权为了维持对福建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以缓解社 会矛盾。减放漳州、泉州、兴化军的身丁米及闽南一带咸鱼、船澳、蒲草等税。太平兴国期间，宋廷将王氏据闽时在福州的千余顷官田，授券给人民承耕。转运使方 仲荀于天禧四年(1020年)奏请将其出售，宋廷还将原定地价减去1/3，并允许买主挂欠，限3年偿清。天圣六年(1028年)，最后将12.8万余缗未 缴之数全部豁免。

为防止官吏到处设卡，滥收商税，宋廷还订立商税则例，规定货物过境每千文征二十，商店营业税每千文征三十，小贩或零售商则一律免征。同时，规定此项则例不得擅改，商税种类亦不得随便增减。

宋廷重视福建地方吏治，来闽任官者，多是学者名宦。如任安抚使者有张浚和辛弃疾，任转运使者有庞籍和蔡襄；知泉州府者有王十朋、叶适和真德秀；知漳州 府者有朱熹；知建宁府者有李湛；知莆田县者有薛奎，知崇安县者有赵忭，知建阳县者有刘克庄，知长乐县者有危雍；任福州通判者有陈傅衣。其他如徐谟、陈可 大、郎简、庄柔正等等，也都是一代名流。他们在福建的主要政绩有如下几项。

其一，大力鼓励农桑。如朱熹、真德秀、卫泾、陈宓等人，每到任所，第一件事是撰写《劝农文》，积极推动农业生产。针对实际，强调保护耕牛，提倡采用新农具，或强调农事要“勤”，要“早”等等。

其二，积极兴修水利。宋代，福建兴修水利的规模和受益面积都大大超过唐代。如莆田，在唐代筑塘最多，总数也不过11塘，溉田总面积1200顷。到宋 代，木兰陂水灌溉全莆平原，取代唐代所建诸塘。再如漳州，自谢伯宜筑海成田，疏99坑之水以资灌溉获得成功后，人们便纷纷“仿而行之”，于是各地展开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南宋初，颜若敏、傅伯成、丁知几等，都致力于修筑堰陂和开港，漳州遂成鱼米花果之乡。山区也不例外，如长泰县，据道光《福建通志》水利资料 统计，全县有陂152座，其中131座是宋代所建。

其三，修桥建路，发展交通。如崇安人吴逵通判剑州时，呈请转运使招募工人，疏浚三溪之最险地段9处，大大方便商旅。再如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使泉州往来福州的旅客，不必绕山道西入仙游再北上；还自大义渡至漳南，700里路沿途植松，便利行旅。

南渡后，宋廷视福建为后方重地，重视福建的交通设施。依照唐制，30里设驿(非通途大道曰馆)。两驿之间相距数里设铺，铺置马递、步递、急递。以福州 为中枢，分南、北、西三路。南通粤，北抵浙东永嘉，西北入赣浙。福建一路，共设44驿。此外，还注意路面的铺砌。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 (1173～1175年)，史浩帅闽，以石砌仙霞岭路20里，为曲28，为级3060。嘉定六年(1213年)，李湛知建宁府，铺砌建、剑石路15000 余丈，方便行旅舍舟就陆，不必冒险过滩。其他地方如莆田，计有170座桥梁，宋代所建50座；晋江有130座，宋代建者47座，所占比例都很大，应与地方 官吏倡修有关。

其四，为民请命，平反冤狱。在福建居官而能为民请命者不乏其人。如建阳人宋慈，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先后任福建长汀知县、邵武军通判摄郡 事、南剑州通判、司农丞知赣州、提点广东刑狱、进宝谟阁奉使四路、拔直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官职。他因长期从事司法理刑，重视法医检验工作，撰写了 著名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古代被奉为听讼决狱的“圭臬”。

两宋时期，福建内外贸易都相当繁荣，海内外船舶往来日益增多，朝廷分置水运职官，设立市舶管理机构，订立规章以加强管理。福建既出盐又产茶，两者都是 国家利益所在，所以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置福建盐场，又于雍熙年间(984～987年)在建州北苑(今建瓯)设立提举常平茶事司加以管理。庆元 年间(1195～1200年)，为加强对食盐的管理，督课实边，严禁私贩，福建设置盐课市舶都转运使司(后称“盐福建等处都转运使司，或称福建盐课都提举 司、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此外，还相应建立城河及支流航运管理制度，如在福州东南美俗门(古称南镇巷)置临河务。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在松 溪小河渡口码头设置路碑，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以维持水陆交通秩序。外贸方面，宋廷为加强对中外船舶和商人的管理，征收舶脚和货 物税，于元祐二年(1087年)从户部尚书李常之奏请，始于泉州设立市舶司。同时，采取政策和措施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如绍兴六年(1136年)，准知泉 州连南夫的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同时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者，转一官， 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宋史·食货志》)。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 (1134年)，收净制钱98万余贯，并补承信郎。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针对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惧海盗，忧亏本，至者绝少”的状况，采取果断措施，与提举市舶司赵崇度，“同心 刷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厉打击地方官敲榨勒索行为。经过整顿，“逾年，舶至3倍”，“岁增36艘”，终使泉州海外贸易重又繁荣起来。

此外，通过整编户籍，增设州、县，以适应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北宋初，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福建已设6州、3军、47县，共 有人口467815户(《太平寰宇记》)；元丰三年(1080年)增至972087户，2043032口(《元丰九域志》)。至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 末年增长31%，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已有1599214户，3230578口(《文献通考·户口考》)。自宋初至嘉定十六年，263年间，福 建人口户数增长3倍以上。福建人口的密度与增长速度同江南各路相比，应属最大、最快。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一是因长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诚如《三山志》所说：“邦民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二是中 州人民因避靖康之乱而南渡入闽。由于人口骤增，出现许多人口荟萃之区。宋代，福州出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景象。南渡后，升建州为建 宁府。福建路合设1府、5州、2军。

为了加强统治，朝廷下令对重要城池进行修筑。如福州城，就曾多次修建，绍熙二年(1191年)甓城4000丈；泉州城，宋代有3次修筑，全部用石头砌 建；南剑州州城建于宋代；汀州城于治平三年(1066年)拓建，周围5里余；漳州城始加木栅，绍定三年(1230年)全部石砌；邵武于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置军时，只筑土城，熙宁十年(1077年)又行修筑；兴化军城，宣和三年(1121年)筑砖城，周围逾7里，绍兴三年(1133年)，全部石 砌；建宁府城也略有修筑。

南宋统治者把福建视为后方根据地，先是把西京(洛阳)应天启运宫七祖御容塑像移至福州，建炎三年(1129年)，又移西外宗正司于福州、南外宗正司于泉州。

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进入封建时代全盛的发展阶段。

宋代福建农业的发展，不论广度或深度，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区之一。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耕地扩大。

宋代，福建农业的开发，山区以梯田为主，沿海以埭田为多。《宋史·地理志》称“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决非无据。如闽北，已是“田尽而地，地尽而 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及，雨露所养，无不少获”(《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李纲亦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 水竹，鸡犬之音相闻。”(《梁谿集》)

沿海的围垦规模更大，且与水利建设同步进行。如霞浦县，因重建营田陂使赤岸附近1000多亩卤田获得灌溉；宁德县因修建东湖、赤鉴湖，可“溉田”数百 顷；连江县“开浚东湖塘20余里，造水闸筑岸塍120余所，灌溉田2000余顷”；福州在嘉祐年间(1056～1063年)开挖环城河浦176条，“溉田 3600余顷”；长乐县“兴修管下湖塘水及创造斗门104所，灌溉民田2080余顷”；福清在开宝间(968～976年)开凿东禅塘，有32顷田亩受益，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开垦绵亭洋，筑堤810丈，使40顷田亩受益；莆田县建设北洋的三步泄和濠塘等，又添置芦浦、陈坝和慈寿各斗门，整个北洋因此 得到开垦；梧塘、涵江至江口一带修筑有太平陂和南安陂，后变成良田；南洋因修筑木兰陂成功，“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宋代泉州水利建设较唐代增添许多新项 目。如乾道间(1165～1173年)筑成“海岸长桥”，计770余间，溉田千余顷；据统计，泉州有埭94处，以湮浦埭为最大；有陂82处，以清波陂为最 大，“所溉田千有八百顷”；另外所筑洑田塘、留公陂和龟湖等，溉田亦在数千顷之外。宋代漳州是新兴垦区，比较有名的水利工程有新渠、章公渠和郑公渠等，单 是新渠，“计其所溉，无虑千顷”；漳浦县亦筑西湖，“所溉良田，不下千亩”。据统计，唐代福建兴修的水利只有29处，而宋代则多达402处。由于各地大量 开垦土地，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路官田、民田总数已达110914顷，其后还在继续增加。

第二是物产殷富。

尤其是稻米、粟、麦、茶叶、甘蔗、油菜、麻、水果等，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福建水稻已普遍种植，沿海地区推广双季稻，闽北的建宁、邵武，也已成为 重要的产粮区。水稻品种繁多，各地不同。如福清单早稻就有早占城等6种，晚稻则有白茭等10种。糯稻可以酿酒获厚利，种植者多，兴化“因耗于秫糯，岁肩入 城者不知其几千担”；建宁、邵武所种更多，因影响民食，官方曾一度严禁种植。

唐代，福建仅在个别地区种麦，到北宋，福州、兴化、漳州、邵武、延平都有种植。南宋建炎(1127～1130年)以后，“因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使麦 价大涨。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庄季裕《鸡肋篇》)，因而刺激种麦。兴化人多利用旱地种麦，开始实行稻、麦两熟制。又因种麦 利用冬闲之地，不必纳租，“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此外，粟、黍、麻、菽的分布也很广。这些作物属于兼作，可以利用田埂、畬坪，或套种或散种。

宋代福建经济作物种植不仅面积广、产量多，而且形成专业化种植。闻名全国的有棉花、甘蔗、茶叶、水果等产品。

棉花因不必占用良田，而种植利润大，故闽人竞相种植。甘蔗可以榨糖，获利亦厚，泉州、漳州、福州、兴化种蔗在全国有名。《本草图经》说：“福建居民， 研蔗汁煮糖，鬻诸吴越间”。可见宋代福建种蔗榨糖之盛。宋代，福建种植茶叶从福州、建州扩大到南剑州、邵武军、漳州和汀州诸郡。名茶繁多，而以建州北苑茶 最著名，成为专供皇室饮用的贡品。福建水果品种繁多，著名的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橘、柚、佛手柑、枇杷、李、梨等26种。荔枝“闽中所产，比巴蜀、南 海尤为殊色”(《三山志》)，远销中外，北戎、西夏、新罗、日本“莫不爱好”。因可获重利，“故商人贩益远，而乡人种益广”。如福州洪塘水西一带，“一家 之有，至于万株”(蔡襄《荔枝谱》)。其他地方亦广为种植，全省优良品种多达28种。龙眼与荔枝齐名，分布亦大致相同，因易于保存，故深受海内外喜爱。柑 橘全省各地都有种植，仅福州一郡，就有8种柑、八九种橘子。此外还有杨桃、王檀子、金斗子、菩提果等，为外地所罕见，所产丁香橄榄，风味独特。

宋代福建海产品也很丰富，如鲨鱼、紫菜、牡蛎、香螺等都是珍异贡品。

第三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其一，重视引进新作物新品种。随着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出产于海外的植物花果，被引进福建的有10种之多，如占城稻、大秦鹰瓜、南海阇提、拂林和波斯 的耶悉茗(素馨)、西域俱那异(夹竹桃)、越南蕃桂(指甲花)、九真余甘、西域菩提果，还有木棉和茉莉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占城稻、木棉和茉莉花。

其二，推广双季稻和冬耕。北宋占城稻在泉州地区首先种植后，迅速推广到沿海各县，双季稻因而广泛推广。冬耕在宋以前就有，南渡之后，福建人口大量增 加，粮食需求急增，北方人又喜爱面食。所以，利用冬闲地种麦，既能增产粮食，满足北方人需要，农户又不必另输租税，冬耕自然盛行。

其三，采用先进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宋代福建农业生产工具比较齐全。用于水田耕作的有犁，平田耕作的有耖，运载秧苗和粪土的有秧马，用于灌溉的除传统 的桔槔、戽斗外，大量使用以畜力、水力为动力的翻车、筒车，并懂得利用水力舂米。同时，讲究精耕细作，强调“勤于耕畬”，“勤于耘籽”，“勤修沟塍”， “勤于粪壤”。种茶、制茶业的发展，促进茶树栽培技术的改进，人工栽培优质茶树取得成功。福建茶树栽培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平。在荔枝种植上，懂得使用掇树法 繁衍，是园林艺术上的进步。

福建手工业在宋代进入繁盛时期。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金矿场有4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银场有72个，居全国第一 位，岁课居全国第一位；铜矿场有44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铁矿场11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九位；铅矿场31个，居全国第一位， 岁课居全国第二位；锡矿场5个，居全国第四位，岁课居全国第二位。宋代福建矿冶业的特点：一是开发范围广泛，8个州(军)中有7个遍设矿场，分布率达 87.5%；二是一场多产现象普遍，出产两种以上金属的矿场占全路矿场的51%；三是多数矿场年产量不高，但持续生产年限较长。采炼技术也较先进，如用 “烧爆法”采矿，其效率数倍于人工挖掘；用“灰池”炼银，“胆水浸铁”成铜，方法都比较先进。

福建纺织业进入宋代以后，不仅技术有进步，产量大增，其质地也远胜前代。纺织品可分4大类：第一类蕉布，为福建土特产，有蕉葛、蕉纱、红花蕉布诸名 色；第二类苎布，亦土特产，适合男女老少穿着，泉州所出细白布，被列为贡品；第三类丝织品，五代以来才发展起来，有红锦、绿锦、轻绢及精致的绸缎，可与四 川、江浙的同类产品相媲美；第四类为棉布(称吉贝布)，或把棉纱染成五色，织成花布。

宋代，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不仅生产规模大，产品产量多，且以质地优良取胜。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建阳“红绿锦”和泉州“刺桐缎”。建阳织 锦工场规模巨大，织锦工人沿溪濯锦，其溪故名“锦溪”，南北二桥也因而得名“濯锦桥”。宋徽宗时，皇宫殿柱需要围裹有升降龙花纹的锦衣，连著名的蜀工也完 成不了，建阳织工出色地完成了，可见其技术之高超。宋代泉州丝织业也跨入全国先进行列。苏颂称“绮罗不减蜀吴春”。宋室南渡后，皇族大量聚居福建，刺激了 泉州丝织业的发展。福州丝织业也很发达。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300余件服饰及匹料可证，出土丝织品有罗、绫、绮、绢、纱、绉纱、锦等种类。其 中牡丹花罗背心一件仅重16.7克，质地轻薄，手感柔韧，正如陆游所赞：“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这也表明其工艺技术和设备之先进。

宋代，福建棉纺织也空前鼎盛。棉花种植相当普遍，“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再则是产量扩大。相传建州女“每岁可得20匹”。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仅泉州一地每年上贡5000匹。制棉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出现弹花弓和脚踏纺车。

建筑业方面，有晋江安平桥、惠安洛阳桥、泉州东西石塔为代表。安平桥全长5里，故之称“五里桥”。它是国内(也是世界)现存最长的古代梁式石桥，有 “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桥长2071米，宽3～3.8米，桥墩361座，全用花岗石筑成。桥板长者12～13米，最重者达25吨。桥墩皆用方石条和方石 块混砌而成，建桥用的巨石多从金门岛开采海运而来，趁着涨潮又利用海水的浮力，将石板托起，依次铺架桥面，历经14个年头。

洛阳桥位于泉州万安渡旧址，故亦称“万安桥”，历时7年完工。它创造了新型的桥基——“筏型基础”，又利用“种蛎固基法”，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 桥墩全用大长条石交错垒砌，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墩上面两层石条，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宽，便于铺设桥面板石；初建时长约360丈，宽1.5丈，有 46座桥墩，桥上两旁有500个护栏，栏杆望柱上有28头雕刻精致的石狮，点缀7亭9塔及桥两端武士石像。

泉州开元寺东西两石塔型制外观相似，整体都用花岗石并仿照木结构形式砌成，八角五层楼阁式，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雄奇精巧的杰作。

此外，当时的印刷业、制盐业、制茶业、陶瓷业和造船业也很突出。

宋代，福建的商业和外贸更有长足发展，商人相当活跃，“家有余财，则远赍健往，贾售于他州”(《方舆纪要》)。闽商足迹遍布沿海各省，输出木材、生 铁、茶叶、麻布、蔗糖、染料、药材、书籍、瓷器、干鲜果品与海货等，输入以大米为大宗。商业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福州作为全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正 如诗人形容的：“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妇望帘”；“两信潮生海接天，鱼虾入市不论钱”。泉州的富庶程度超过福州。郑侠形容：“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 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可见其繁华。兴化和漳州属后起之秀。兴化城是“朱衱丽人出郭，银钗村姑入 城”；“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冠盖幢幢有许忙，直从墟市到球场”，并且出现“夜市”。漳州艺人则“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 广会观者”，足见城市文化生活丰富而多采。内地县城商业和交通也十分发达。如永春县城“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 散”。安溪县城“居民鳞次，雍雍然和”，“坐肆列邸，贸通有无”；古田县店肆甚多，妇女常“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农村 墟集倍增，莆田的溪北、溪南，邵武的椒屯墟，崇安的黄亭市，福清的海口、小练山港，惠安的江市，晋江的石笥，建阳的麻沙，均以商贸繁荣而闻名。

宋代，福建陆路交通与内河航运皆有发展，闽江航运更加繁忙。《三山志》载：“国初，六县盐舸输州仓，以达于上四郡；今福清、长乐、涵头，岁运未尝停。”“其诸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九龙江与韩江(汀江)基本上也全线通航。

从宋代起，福建对外贸易最为发达，往来于泉州的舶船甚多。“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据《云麓漫钞》 记载，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3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大食、高丽等)。从泉州进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大，主要输出 品有瓷器、纺织品；其次是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雨伞、木梳、草席、帘子等；药品如大黄、黄连、川芎、白芷等；文化用品如书籍、文具等；金属制品如铁器、 铜钱等。自北宋中后期起，腊茶也成为出口商品之一。伴随茶叶的出口，南宋时，建安黑釉兔毫盏茶具的烧造技术和“斗茶”法也传到日本。主要进口货物有香料 (如乳香、沉香、速香、降香、乌香、檀香、蔷薇水等)、药物(如没药、芦荟、血碣、豆蔻、硫磺、苏木等)、宝货(如犀角、象牙、真珠、玳瑁、珊瑚、玛瑙、 金银等)、纺织品(如白番布、花番布、驼毛、鹤顶、翠羽等)及其他物品(如鲨鱼皮、孔雀毛、鹦鹉、菠萝蜜、椰子、胡椒等等)。

海外贸易发展，市舶司收入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从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1127～1134年)，福建市舶司从一个蕃舶纲首招致的舶船，就获 得净利钱98万缗；建炎四年(1130年)，抽买乳香达8.678万斤，所得在100万缗以上。诚如泉州太守真德秀所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 者，番舶也。”

宋代也是福建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

首先，福建文教科举一跃甲于东南。唐代以前福建人居官甚少，晋江人欧阳詹在贞元年间(785～805年)赴京应试途中，曾发出感慨：“某代居闽越，自 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踰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这正是唐代前期闽人北上仕官稀少状况的真实 写照。入宋以后，福建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多，规模大，组织严密，制度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私学繁盛，时称“学校未尝虚里巷”、“三家两书堂”。福州城内 好学风气盛极一时，人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莆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林”。如蔡襄所说：“后生不儒 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

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56所，许多州、县官重视建校舍、置学田、聘名师、砺学风等，有的亲自讲学。朱熹直接或间接创办书院达几十所。

由于学校兴盛，通过科举而进身仕途更多。两宋300多年间，福建人中进士者达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首。

宋代福建人才辈出，既与文教科举兴盛有关，也同刻书、藏书事业发达有直接联系。当时福建各州、军都能刻印书籍，最著名者有建安、建阳，福建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宋代福建刻书业有四大特点。

其一，规模宏大。福州雕印两部大藏经即东禅寺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的《毗卢大藏》，还大规模地雕印《政和万寿道藏》，创全国雕印道藏之始。三部 大藏总卷数达17000余卷，雕版工程浩大，可知当时福州地区雕印技术力量的雄厚。还刻印其他大型图书，如《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 卷等。

其二，组织和分工细密。福建刻书业形成编辑、雕版、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专业分工和流水作业。建阳麻沙镇书坊林立，有牌号可考者达36家。

其三，刻书门类齐全，品种繁多。麻沙刻书多达二三百种。科举应试用书到日用杂书，应有尽有，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其四，形成地区风格和版式特点。书写认真，刻版印刷技术纯熟，纸墨精莹，为后世所珍视；版画水平高，且已形成流派(被称为“建安派”)。

宋代福建已成人文荟萃之区，各个文化学术领域都有突出成就。

文学方面。《宋史·文苑传》登录宋代著名文人计90人，其中福建人有8个，居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3000余名作家，其中北宋福建词人有14 人，名列全国第六位，南宋福建词人63人，跃居全国第三位；《宋史》的《道学传》和《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有17个，居全国首位。在这大批 文人中，堪称一代名家的有杨亿、柳永、刘子翚、张元干、刘克庄、严羽等，他们都在诗词或诗歌评论等方面独领风骚。

史地方面。郑樵所著《通志》200卷，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巨著，是记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袁枢所著《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 事本末体的历史巨著，是史学编纂体例上的一大发明。此外，尚有吕惠卿参与编修的《新唐书》、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郑思肖的《心史》等均具特色，富有 价值。梁克家的《三山志》，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福建地方志，是一部有影响的上乘之作。祝穆的《方舆胜览》，则是一部重要地理著作。

哲学方面。最大成就是创立闽学。宋代，福建从事理学研究者很多，人才辈出，为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朱熹集理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创立闽学，综罗百代，兼采众说，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艺术方面。章友直的篆书、蔡襄的小楷与行书、蔡京的行书，都是一代翰墨大手笔。邵武黄伯思善画，工诗文，篆、隶、正、行、草、飞白各体书法皆妙，片纸 只字，为人所宝。闽清陈旸著《乐书》200卷，对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皆有专论，是北宋仅有的两部乐书之一。

自然科学方面。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一部完整的天文学和天文仪器制作专著。苏颂所制浑仪，是一座小型观象台。其机械制造之精，反映中国宋代在数学 计算、机械与仪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宁德人陈普，也是个天文学家，他反复钻研铸造刻漏壶，达到“应时升降，纤毫无爽”，并著《浑天仪论》传世。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名著。此外，宋代福建还出现一批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科学著作，如蔡襄的《荔枝谱》、《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熊克父子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

宋太祖为了获得大官僚、大地主对中央皇权的支持，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优容政策，听任甚至鼓励官僚地主购置田产，兼并土地。福建因此出现 “有欲耕而无寸土者，有蓄积逾年即为陶朱猗顿之富者”。到南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从北方逃亡而来的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疯狂地霸占土地，加速土地集中， 导致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因此，有田之家的“主户”日少，而无田之“客户”日多。穷苦农民要“就田主讨田耕作”，接受剥削，一些地方佃客常常随地易主，失去 人身自由。对于地主，“贫之下户，仇之刻骨”。两者矛盾已是水火不相容。

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茶盐官卖。宋代，福建产盐区计共11场290个盐亭。宋初，福建销盐形式分为“产盐法”和“官搬法”两种。“产盐法”行于 福、兴、漳、泉下四州，强迫百姓计产输钱于官，由官府抑配食盐；“官搬法”行于剑、建、汀、邵上四州，由官府统一运盐到销地卖给商贩。官卖食盐沽价极高， 上四州百姓纷纷转食私盐，民间私贩蜂起。仁宗时，福建因为贩私盐而被判罪的，每年有几万人之众。

按照宋初的茶法，严禁茶叶私卖或匿报，贩私茶比贩私盐罪加一等，福建路腊茶，所禁尤严。但因贩茶利润高，故贩私茶禁而不止。

北宋时期，福建境内较大的农民起义有4起，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百丈镇的林居裔所领导的起义；皇祐年间(1049～1054年)汀州连城 县的彭孙领导的起义、南剑州将乐县吴笋领导的起义；熙宁十年(1077年)建州建安县廖恩领导的起义。南宋时，起义、兵变几乎连年发生。著名的有建炎四年 (1130年)建瓯范汝为起义，绍兴元年(1131年)建阳丁朝佐起义，绍定三年(1230年)汀州晏头陀起义，且农民起义大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 (伙)强如一火”之势。

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给入闽的蒙古军造成巨大威胁。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杭州)，宋恭帝赵被 俘，宋益王赵昰、广王赵昞逃往温州，于四月入闽。五月初一日，陈宜中、张世杰等拥戴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南宋新政权以福州为行都，改福州 为福安府，改温州为瑞安府，命诸将分别出兵浙江、江西和广东抗元。由于赵昰政权内部各怀异志，不能一致抗元，所以仅仅支撑半年左右，就被元军打败。从至元 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闽到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抗元起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漳州陈大举、政和黄华、汀州钟明亮领导的三次畲汉人民联 合起义。

元朝廷残酷镇压福建人民的抗元起义。如镇压黄华起义军后，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上奏称：“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之变，十去四五” (《元史》卷167《王恽传》)。元政府还在福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惠安卢琦《忧村氓》诗云：“路逢村老谈，吞 声重悲噎。我里百余家，家家尽磨灭。”

元政府为聚敛财富，重视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重用素主泉州市舶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泉州的海外贸易，一度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 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的50多个增加到近100个。福建海商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并到达非洲东海岸。大量外国商人来到泉州，这些商人中以阿拉伯人最 多，其次是高丽人、占城人、波斯人等。他们慢慢地集居在泉州城南一带。许多中外使者或旅行家也从泉州登岸或出海。至元十八年(1281年)，杨庭璧出使马 八儿就是从泉州港出航，招谕十几个国家与元通商；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儿汗国，也由泉州乘船出海；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中国旅游，也在泉州 上岸。可见泉州已成为元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吴澄曾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扬，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吴文正公集》卷16)《马可·波罗游记》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 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住居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来自波斯亦思法杭城，人数达万人以上，因组织武装协助福建行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逐渐主宰了泉州市舶司。赛甫丁见“元政衰，四 方兵起，国令不行”，福建当权者腐败无能，遂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勾结另一亦思法杭人阿迷里丁发动叛乱，历时10年，造成泉州海外贸易的衰 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