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广东历史概况

一、宋平南汉及宋末广东军民的抗元斗争

开宝三年(970)，宋廷派潘美率军征南汉。次年，刘投降，南汉亡。开宝六年(973)，宋军平定各地南汉旧臣的反抗，岭南遂定。

宋平南汉之初，暂把岭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统称为广南路或广南道。太宗至道三年(997)，定全国为15路，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之分自此始。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恭帝投降，陆秀夫、陈宜中等拥立赵 为帝，建立行朝继续抗元，并于当年十一月率二十余万官兵退入广南东路，将行朝迁往新会崖山。与此同时，广南各州府军民开展了长达3年的抗元拉锯战，均先后 失败。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元帅张弘范攻陷崖山，陆秀夫抱少帝赵昺投海，从死者数以万计，南宋至此而亡。

元朝平定广南后，将今广东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领15路(州)，36县，隶江西行省；海北海南道属今广东者有7个路(司、军)，22县，隶湖广行省。合计22路(州、司、军)58县。

二、北人南迁及各种方言的初步形成

宋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等多次南下攻宋，并先后灭北宋和陷南宋京城临安。长期的战争给中原地区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大量流亡。其 时，广南东西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成了中原人士避乱安居之所。两宋期间，大量北方人口迁居岭南，其规模超过了两晋和南朝。南迁的途径，主要是经大庾岭，地 当要冲的南雄州保昌县(今南雄)便成了这一时期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南宋初，为逃避金兵而随宋室出走赣南的军民很多过大庾岭后暂止于保昌，继而南下。有的从 湖南境内骑田岭一带越岭入粤北或从江西、福建境入循、梅、潮诸州。此外，有不少从海道南下，止于潮州、惠州、南恩州、雷州等沿海州县。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 安后，张世杰等先后拥赵 、赵昺为帝，率数以十万计的江淮军民从福州入潮、惠、广诸州，败亡后余众纷纷落籍于滨海州县。此为继两晋、唐末后第三次岭北人口南迁广东的大规模移民浪 潮。

宋代的南移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各县，次为西江下游的高要和今韩江三角洲一带，其余各地均较少。较前代不同的是，南迁人口中，江南籍人口所占比 例较大。这些江南籍人士富有水田工作经验，是开发广南的重要力量；他们中又有不少是官绅，来到广南后创办书院等，对促进广南的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

历代人口南迁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语言，并同原居民越族人的语言长期接触和融合，形成了颇为独特的方言。由于南迁居民来源地不同，入粤时间不一，入 粤后分布地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体系，主要是粤语方言(广州话)、客家方言和潮州方言。这三大方言体系于宋代初步形成。

粤语方言：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移，主要是定居于番禺一带，“与越杂处”，与原居之越民语言长期接触，后经东晋、南朝以至宋元，南迁广州等地的人口大 增，使用粤语的人更多，遂形成了这一方言体系。这一方言，主要流行于以番禺(广州)为中心的粤中地区和粤西、西江地区，是广东有代表性的方言。

客家方言：客家的先民是中原地区的汉人，东晋时因避战乱迁至江西，唐末至北宋大量入粤，主要迁于韶、循、惠、梅诸州，南宋以后更大规模南迁。这些客民多聚 居于山区，与外界交往相对少，又有强烈的宗族观念，长期保留大量传统的文化，其语言也保留了较多的中原语音，相对的较为独立，遂形成了以梅县音为准、主要 流行于粤东和粤北客民居住地区的客家方言。

潮州方言：潮州方言与闽南话极为接近，主要分布于潮汕地区、海南及粤西沿海。中原人迁入潮汕地区始于秦汉，而以唐宋为盛。唐代韩愈刺潮时，潮州已形成其独 特的方言。宋元两代，不少福建士民落籍于海南和粤西沿海州县，于是便有了以文昌音为准的海南方言和雷州方言，与潮汕方言一样，亦属闽方言中的闽南语系。

三种方言中，均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份，一些语法和词汇上与当代壮侗语有相似之处。这表明，广东的方言乃脱胎于较古时候的汉语，同时也较多的受古代百越语言的影响。

三、广东的进一步开发与经济各业的发展

由于中原和江淮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宋代广东的耕地得到进一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荒丘、沙坦这一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垦耕，并兴筑了不少防洪堤围。堤围的兴 筑加速了三角洲腹地的开发，为珠江三角洲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韩江的下游这一时期也得到整治，增筑州城东厢堤和江东堤，并对旧堤进行补筑，开凿三 利溪引水入海工程，不但减轻沿江堤岸压力，而且还能灌溉农田。雷州半岛则主要是引湖塘水分流灌溉和筑堤防咸，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此外，惠州、循州、南雄 州、新州、琼州等，都建有颇有效益的水利工程。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加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粮食总产有了很大提高，宋代广南粮食自给有余，并有粮食储备，稻米还有输出闽浙甚至远销占城。其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特别是水果、花卉、蚕桑等都较前代有所发展。

这一时期，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陶瓷业。从已经发现的80多处宋代窑址来估计，宋代的陶瓷年产量可达一亿三千万件，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朝，并吸收了北方制瓷的一些工艺。其中潮、广两州的 瓷窑和产品数量最多，质量也最佳。潮州笔架山、雷州半岛的海康和广州西村是当时窑址比较集中、生产规模化的地方，笔架山当时有“瓷都”之称。广东的陶瓷还 远销外国，其中以南海诸国为主，且销量很大。

端砚。端砚主要产于高要县羚羊峡，唐代时已名声在外，深为文人喜爱。北宋时为贡品。其时，凡在端州做官的，大都私取数倍以至数十倍于贡品的端砚，用以赠送 朝中权贵或亲友，需求量很大，采砚成了高要的一项重要产业。但砚石之采十分艰难，且容易发生人命事故；而且，端砚主要是供给帝王和官僚享用，并未给产地带 来应有的经济效益。

采矿。宋元时期，广东的采矿业主要集中在韶州，其他州县也有少量的开采和冶炼，主要开采铜、银、铁。北宋由于对采矿业的税收较为合理，且实行奖励制度，刺 激了采矿业的兴旺，产量也高。冶炼技术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如已掌握和应用水冶炼铜。南宋以后，由于粤北、粤东骚乱频繁，矿区受到影响，加上官府管理不 善，矿业迅速衰落。

铸钱业在北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前广东有民间私铸，内地也有官钱流入，但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仁宗庆历九年(1049)，朝廷于韶州设监铸钱，规模 宏大，募上千工匠，“日课千缗”，仁宗皇帝赐名“永通”。英宗治平四年(1067)又在惠州设阜民钱监。其时，广东的这两个钱监的铸钱量分别居全国13个 钱监的第一和第二位，两监的总产达全国的近三成。北宋末，因铜产量下降，只存永通一监，铸钱量仍居全国第一，所铸铜钱亦有不少流到国外。

广东地区在汉代就有官办盐业，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至宋代，广南东路的盐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北宋时，广南东路沿海州县共有盐场 15个，全部由广东路转运司主管，盛期年产51万石以上，除供应广南东、西两路外，还大量运销赣、闽。南宋初，盐场增至26个(其中9个在广南西路境，但 盐场则隶广南东路)。这些盐场均属官府所有，产销也为官府所垄断，政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但官盐往往质劣价昂，又强售于民，便出现了私盐生产和运 销，每逢秋冬农毕，赣、闽等地便有人往来广东贩运私盐。至后期，甚至多有“应用大棹船兴贩私盐”。

州县治所在宋代也得到修筑。北宋以前，广东各州县的治所还没有建筑城墙，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广州也只有一个狭小的“子城”，且因南汉后主刘焚宫时 遭到破坏。宋代，对广州城进行二十余次的修筑和扩建，建成中、东、西三城，面积超过唐代的4倍，且于城内挖濠共2000余丈，可通舟楫，有利于排涝和防 火，又于东郊辟一番舶避风港，于州城附近建成八大镇。韶州、端州、潮州、南雄州、梅州等在这一时期亦得到修筑，特别是韶州，城周长达9里有余，成为广东仅 次于广州的第二大的城墙。但直至北宋末，广东仍有许多州县的治所只是土城甚至无城池。

水陆交通亦得到了改善。宋代，广东的地方官吏对许多路段进行整治，如广韶路英州至曲江段、英州浈阳峡至洸口古径、大庾岭南北段数十里，以及粤东的许多路段，等等。内河和沿海航线也有扩展，漕舟增加，原来许多陆路纲运改为“并从水运”。

水陆交通的整治和沿海航线的扩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宋代，广州仍保持着商业大都会的地位，是各地商品的最大集散地，且于城内已形成专门商业街如米市街 等。与此同时，潮州、英州、连州、琼州等地的商业也日益发达，如潮州“舶通瓯吴及诸蕃国”，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有小梁州之号”，英州则“舟楫所 通……富家乐商贩”。商业活动甚至还扩展到远离城镇的乡村，利于改变乡村的闭塞状态。

经战乱打击而于唐末衰落了的广州对外贸易，在宋初得到恢复和发展。朝廷对外贸采取鼓励的政策，对来广州贸易的商船采取许多保护的措施，对外国商人也比较友 好和优待。为了管理各地的对外贸易，朝廷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因广州的外贸最盛而地位最高。当时与广州通航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较唐 代大有增加，见于记载者达数十处，以大食诸国、三佛齐、婆、占城等为主。进口商品主要有珠贝、玳瑁、犀象、香料、药物等，达40余种；出口的主要有金、 银、锡、帛、丝绸、瓷器等。其时，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较多，许多人就在广州居住下来。这些商人除一部分“蕃汉杂处”外，多聚居于“蕃坊”，以信奉伊斯兰 教的大食人居多。除广州之外，潮州、雷州、琼州等也有海舶通商。但因绍兴二年(1132)兵祸大作，广州的外贸受到很大影响，广州市舶司也一度暂罢，泉州 的外贸借此机会获得较快的发展，至少于南宋末，其市舶贸易已超过广州。

(一)教育的发展

宋代，广东的文化事业进步加快。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建立州学和部分县学。

宋初，广东只有少数的州如潮州、连州等有正规官学，后又建立有高州、新州、封州等几所州学和海丰县县学。庆历四年(1044)三月，宋仁宗颁发了普遍兴学 的诏令，广、韶、英、南雄、雷、琼、南恩等州都创设了州学。徽宗时，朝廷命天下州县皆置学，广东的肇庆府、循、梅、惠、化、康、昌化等州也相继设置了官 学，只有人口极为稀少、发展较为落后的万安、朱崖二军未设州学。县学的建立稍迟，且较少。至南宋时，所有州都建立州学，过半县创建县学。此外，南迁的官绅 士族为了教育族中子弟，开始创办书院，聘名家授徒讲学。至南宋，广东共办有书院33所，主要集中在广、惠、循诸州。元初，广东的学校教育受到战争破坏，但 不久就得到恢复，并继续有县学、书院和乡校的创设。南雄、广州、琼山、曲江等州县还设立了蒙古学，教蒙古人、色目人识汉字。

官学和书院的发展，扩大了人才培养的范围。宋代，进士的数量较唐代有较大的增加。特别是庆历兴学以后，广东向学之风趋盛，其后人才渐多。宋元两朝，广东共 有进士610人。人才增长在各地区差异很大，显示出了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610名进士中，大多数分布在广州、连州、潮州、韶州和南雄州，其他地区 很少。从地区的分布来看，除广州为广东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连、韶、南雄州较接近湖南、江西，潮州较接近福建，这几个州受境外先进文化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而广东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状态，明显是北高于南，东强于西。

宋代，广东已出现了一些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较突出的有曲江人余靖，增城人崔与之，番禺人李昴英等，至少从数量上大大优于前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广东文化的进步。

(二)流谪广东的名士

北方士人南来广东任官职或被贬谪流放到广东，对广东文化进步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宋代曾在广东任职最为著名的是包拯和周敦颐。包拯曾知端州，以其高尚的品 德，为广东特别是端州人民所敬仰；周敦颐为宋代“濂派”理学的创始人，曾任广东转运判官，其理学思想南宋时在广东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两广为唐宋谪贬流放 之所，许多高级官吏和著名学者曾被谪贬广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为广东的经济和文化进步作出了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轼。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 广东，居广东达七年之久。他在贬所期间，与当地人民关系非常融洽，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好事；作为一个大文学家，他在广东期间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广东的文 化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